《民办大学的“出世计划”》后记

2012/10/12 15:48:05



伐木丁丁,鸟鸣嘤嘤。

 

 

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嘤其鸣也,求其友声。

 

 

——《诗·小雅·鹿鸣之什·伐木》

 

 

 

一、 我与大学

 

  继六合彩五年“出世计划”目标基本达成之后,在开启学院后十年“卓越进程”发展工程的前夕,我不得不再次回到原点,严肃反思回顾过去五年办学之路。

 

  一所好大学是什么样子?一所今天看来的好大学当初又是如何开始的?因为全球化,大学的国际化变得可能,也成为必须,大学作为世界机构的同质性随之也易于理解。但今天中国,人们对好大学、对大学还有许多疑惑,因为不够满意,也因为期待很多。我有过大学梦?至少,现在我有大学的实践。

 

  在南国海边的美丽三亚,夜深清茶一杯助兴提笔时,屈指数来,从我入大学之门,连读书带教书,从学士到博士、从学生到校长已32年了。去年94日,海南省罗保铭省长主持召开全省大学书记校长座谈会纪念教师节,我被指定专谈六合彩的办学思路。我用这样的话做结束语:海南的土壤亲和教育,民办的体制促进教育,智慧的领导人益于教育。的确,天时地利人和我幸运占尽了。

 

  五年前我受命从上海到三亚办大学。五年过去了,学院从在落笔洞荒地建校园,从申办建校手续,到全新设计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办学精神、办校制度、办学文化,再到学科设置、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制订、组织结构设立、师资招聘与培训、教学与管理团队建设,直至招生开学,用了9个月时间。从800名在校生规模到现在3000亩校园,50多万平方米校舍,10个分院,45个专业及专业方向,7个大的学科门类,1500余名教师和职员的队伍、本科在校生18000余人规模,学院在约350所独立学院综合排名第6位,首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高。我说:今年我50岁了,理论上我还有15年的精力,学院将在三年内在同类型院校排名进入前5名,但是,我志不在此。我们立志办有地位、有影响力、好的民办大学,一个自我激励、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主成长的具有现代大学制度的大学,一个有23个学科有地位、数个专业有特色、成品牌的大学,一个老师快乐工作、学生愉快学习、学生喜欢学校、社会欢迎学生的大学。罗省长带头鼓掌,会后他专门走近对我说:“听你的发言我很有感觉。”我忽然想起几个月前,姜斯宪副省长对我说:“很赞赏你的治校理念,”那次,他还兴致勃勃的当着四位随行的厅长转述了严隽琪副委员长视察六合彩后的一番感慨:“原以为独立学院只是公办教育的一个资源补充,现在看来六合彩已经走出了自己的一条道路。”

 

  “亲和教育的土壤”是因为缺少高等教育资源。历史上,流放至天涯的苏东坡在海南本土犹如播撒中土文化种子的圣人;“促进教育的民办体制”是因为海南缺少工业化的过程,或者其工业化的基础较内地大多数省份为弱,所以效率、效益、时间、纪律、成本、市场、竞争、技术等现代化基本观念难以沉降在依赖国家的体制和地方文化里面;五年前这样的现象还不在少数:从农民到市民、到基层官员甚至相当有知识的干部们,向上要钱的手很自然地伸出来,还带着天真与无辜的笑容;“益于教育的智慧领导人”,不止于那些开明开放、忧心忡忡谋一方福利的官员,我其实更指学院的董事长、吉利集团董事局主席李书福。但是,我知道有些场合不便也没必要与人论长短,何况书福先生本人的确务实、不好面子、更不屑于为虚荣所动。我时常想,改革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的“不争论”思想需要多大的智慧、气量与意志力。

 

  很奇诡,我自以为修炼不浅了,早已做到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从文学课程、到哲学历史学书籍、到管理学和心理学爱好,尤其再到社会学训练,学科或专业的视角更应当加强了我的理性与冷静。然而,上面的首肯和赞誉,还是很受用。知我的朋友会有点诧异:你不这样的啊,难道别人的评价对你很重要吗?也许我自己也怀疑自己的虚荣,教育厅的领导说:今天你的发言最出色,明显思路好、水准高。是啊,社会学告诉我,那才是我们的表演舞台,因为这次我们是和岛内所有的大学同台竞技、不分什么办学体制。

 

  湖南大学党委栾副书记考察学院后对大家说:教育法规定公办民办大学两条并轨发展,但是,这两条不是平行线,不会永远不相交,六合彩的机制、思路、高效、文化,给我们公办院校很多启示和压力,想想国外很多好大学都是民办的。我笑答:“今天的一流人才仍然集中在政府机关、在公办大学、在国有企业,只是现在又到处在国进民退,你们这些高人虽然有智慧想改革,但也没有动力啊,早着呢,过20年吧。”我又想起前年东南大学胡姓领导考察学院,我们俩的老家在江苏老城同一条街的街头街尾,他认真地说:小老乡啊,真羡慕你,干着自己想干的事情。我卸任后一定争取去办民办大学。

 

  5年中,我还接待了清华大学的常务副校长陈文申、华东师范大学的前党委副书记吴铎、上海音乐学院的书记董金平、中央美院院长潘公凯、兰州大学前校长李发伸、清华大学前副校长张慕津,以及其他211大学与地方高校的近20位校领导。央美的潘先生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美术教育家,智慧、用心而平实,很幸运我和他成为忘年之交;兰大的李先生在校长岗位有十多年之久,成为关心支持我们的真诚朋友;清华的张先生已是我们学院专家委员会成员。还有北京大学的陈志尚、丰子义教授,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复旦大学的葛剑雄、张乐天教授等80多所大学和科研院所的150多位专家学者到学院讲学,一时间,我们设立的“三亚大讲堂”高朋满座、学术之风渐浓,中俄文化教育论坛、中德职业教育研讨会以及“全球化、生态文明国际研讨会”等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学院相继召开,作为东道主,我一一致辞,一一回答各媒体的询问。海南有个六合彩,成为行内同道、考生的一个关注;六合彩成为三亚的一张名片;六合彩成为海南高等教育建设史上的一个奇迹(2005年,副省长林方略);六合彩要做独立学院的排头兵(2009年,副省长姜斯宪);我本人受到教育部四位部领导的接见,教育部前副部长张保庆视察校园后感慨“比想象的好”,并欣然写下“校园如画,前程似锦”。

 

  20041222日,我登岛组建学院。此前128日我受吉利、铭泰集团之邀上岛考察一周,回沪后处理完手头要紧的几件事情,便约了两个熟悉大学的朋友来创业,住在海口的琼苑宾馆约一周,其中一位,因为看不到先于我们创办学院的前任留下任何的方案、文件、办法、路径、关系,忍痛告辞回沪了(现在我们还是好朋友)。的确,上海是个好地方,离开了怪可惜的。我便和我邀来的秦杰锋以及后来加入的赵楠等一起开始工作,买了传真机、打印机,宿舍“工住两用”,招聘了十几位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的在校即将毕业的学生来实习。集团负责人也很忙,忘了给我开支开办费,将近两个多月我用自己的银行卡“支撑着”“一个大学的”日常开支,直到有一天老总想起来才说:“天哪,还没支付你们大学开办费呢”,我只是哈哈一笑。一个远离大陆的孤岛,一个寥落的宾馆,一堆没有任何衔接的事,一个只有办好大学的要求却没有其他任何具体目标和任务的指令,一群意气风发的人,开始办大学。

 

  必须当年建校当年招生,否则,吉利和省政府签订的合作办学等总体框架合作协议便会夭折,那是双方都不愿发生的事情。离开学仅剩下九个月,还是一片蛮荒地,一纸空文书,人、财、物、政策落实、措施对接、文化磨合、价值转换、情感适应、关系协调等等,这些都像从三亚到海口再到北京,没有空客波音只有帆船马车,真的有很长的距离。有无数的门要进,有无数的人要懂,有无数的功课要备,有无数的未知数。我和同事成了马路天使,成为空中飞人,成为微笑大使,成为几乎不睡觉的人。而我个人一夜之间成为意志无比坚强之人,成为对一个只是“概念的大学”从工作到生活到感情无所不包、无微不至的“计划经济大家长”和“市场经济推手”。终于,接洽上了海南大学、接洽上了教育厅、三亚市、省政府、教育部,终于排除心理与文化惯习万难,协调了公司在地负责人合力,3个月的基建和文书资料等准备,终于争取到了省级高校设置专家组来评审。十五位专家一致投票同意。专家提了十三个问题,我一人回答了十一个还意犹未尽。教育厅厅长本是个办学经验丰富而管理极其严谨之人,此前,对我的目标不太有信心,此刻,他佯装给自己杯子续水,悄悄绕到我身后,拍拍我的肩膀,他爱护我了,悄悄说:“小陆,可以了,不要不给专家台阶。”(会后还一脸真诚地说:“要是谁对不起你,就到我这里当校长。大校长。”他一直是不苟言笑的,至少以前给我这个印象)。

 

  我在上海读博士变得“好斗”、在海南筹建大学变得“倔强”,不再像在江苏做系主任、做处长、做副院长那般“平民风格”。要知道,毕竟我的前任筹建六合彩只获得十位专家的五票。后来,我们有机会走到省政府面前,走到教育部面前了,通过了包括部审专家在内的各种审批,拿到了办学许可,又拿到了当年一千名招生计划,调整与落实计划的正常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

 

  我一直说,中国的各级政府和公办大学集中了最多的优秀人才。一个改革的事业,一项公益的事业,激情务实、诚意沟通、坚持不懈,会获得理解、援助、支持的。毕竟,这是社会转型的时代,这是价值转换的时代,这是注定还要继续改革的时代。

 

  有无数的人要感谢,有无数的幸运降临,若有神助。北京民族饭店一席庆功酒,醉倒几多。李书福董事长,浙江宁波匆匆一晤后,我已经近五个月不见他了。第一次在宁波,一见面不久,他对沈为平院长和我等说了近几年投资不成功的几个案例。沈院长是上海交大的原副校长,刚刚退二线,可以参与学院工作,但不便全职,他见过许多世面,严谨而审慎;我看着李董兴致与诚恳,想着把锣鼓加劲对上点位,便提了自己此前参与过独立学院创建的全过程以轻松气氛。李董事长不愧是著名的民营企业家,相当理性,相当尊重读书人,相当谦虚,他谈了中国教育一些人才培养与社会需要脱节的困境,说了他出资办大学的初衷是为吉利培养有用人才,他介绍了他对大学培养人才的理念,他列举了大学生普遍不会写作公文的事实,认为学生进大学不该只是为了文凭,而应是为了成人、做事、会解决问题。所以,他认为学校要树立“学生走进校园是为了更好地走向社会”的目标。然后,又感慨地说:人们要办一项事业很不容易,太难了,办好后又往往容易膨胀。我笑了,我记住了。

 

二、 我所知的大学

 

  读本科时读过教育学,但是没有太多兴趣。我相信这既跟那时候的学科水平有限相关,也跟当时刚刚结束“文革”,人们普遍远离“泛政治”、醉心于自我世界,跟我本人那时沉迷于文学且没有社会志向有关。后来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其间注意到教育学既是独立的学科,而教育作为社会设置之一,也是社会学的一种关注。为此,开始真正接触高等教育学,也开始了解西方大学的发展历程。

 

  其中,我特别关注800年的西方大学历史源头与条件、历史转向与条件。为了理解中国不少学者倾情的基于学术自由的西方大学传统,我着意先了解西方社会自由的历史。阿克顿勋爵写英国自由的历史,认为,后来人们写进政治学教科书的自由,并非西方历来的传统,也非先觉们刻意争取的。在英国,自由是因为教会与世俗两大权力相互争夺市民阶层、以扩大自己的势力,不得已双方都争相让渡了限制平民的一些条件,以换取市民阶层因为获得更多自由转而支持自己的势力。在那种大的社会背景下,教会权力和世俗权力也不断向民间开放办学条件,不断颁发办大学的许可证。

 

  西方大学曾经为此而一时兴旺,大学为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证书是学生开业谋生的必要通行证,毕业证书曾经如此神奇,以致大学如雨后春笋,大学毕业证书也如天女散花。大学有利可图、证书有利可图,证书含金量迅速贬值,大学毕业生难以找到谋职通道,上大学的热情很快衰减,大学生源急剧下落,大学难以为继纷纷萎缩。大学文凭的滥发、大学对举办者相当程度的依赖、大学人才培养过于单一专注于“有教养的人”等等,引发了大学文凭并发症,使得欧洲大学曾经经历了大学的低潮期。

 

  直到后兴的德国大学,如柏林大学,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洪堡对大学贡献颇大。德国的大学,它反思历史,把大学的自治性、系院相对独立性,以及大学的学术性与自然科学研究紧密关联性放置要位,高度抬升大学现代性;它改革课程,吸收新的学术成果,致力于实用人才培养,强调大学的研究功能,建构了现代大学制度的一系列要素,虽是雏形但已经深刻。

 

  其后,伴随工业化进程加剧,科学技术也伴随工业发展旺盛需求而发展,发明创造的增值亦大大增加了大学之魅,随着劳动力被愈来愈多的人们(包括资本家、政府、学者、教育家、劳动者个人)认识到成为人力资本的可能,教育的实用价值被广为提升,大学的专业教育被提到很高要求。美国教育契合杜威思想,在坚持通识教育的同时实践专业教育,在此形成高标。新建国的前苏联看到了西方教育的这个特征,在以计划经济模式全力推进本国工业化进程的同时,大学的教育也将适应专业需要的人才培养、适应工业化进程的人才培养作为重要目标。

 

  160年前,中国近代以来,由于自己军力、技术、经济、教育、制度、文化的落后而由西方列强翻开了中国被迫洞开国门的屈辱一页。西方视角的世界地理大发现,伴随着其丰盈的海外贸易和血腥的海外扩张与殖民。随着国人对文化、制度、技术、教育的反思,中国大学开启了关于文化认识的国学、西学、现代性的教育和开启了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知识的教育这两大主线。

 

  1949年建国后,中国开始了自己的工业化进程,中国的大学几乎复制着前苏联模式,虽然大学有人文传承、有博雅教育的校园情结,但是出于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由行政强力推动,中国大学的专业教育至高无上、从来不受怀疑。改革后8090年代,复旦大学曾经尝试过通识教育、华中科技大学曾经热衷于人文教育,个个引起反响,至现在不知影响如何,我指的是对大学的人才培养整体影响和对学生人格形成的实际影响。

 

  从学理上说,就社会运行而言,中国改革的背景是社会的总财富缺失,国家各功能运转告急,政府难以兑现承诺的各项保障,所以,改革从经济开始,从政府最难以保障的农村开始。改革的大潮从农村席卷而至工厂,改革所到之处才发现计划经济已体无完肤。改革主要解决劳动者个体的积极性问题,改革要求体制多样、政府放权,仅仅这两项即造成全社会劳动积极性大增,个人和社会的财富也大增。

 

  关于中国的改革,需要往下再谈一点自己的认识。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政府这只有形无形之手推出来的,这是说:政府把计划经济时代掌控的全部资源逐步地、分门别类地、有时是选择性地让渡给市场,主导着市场。一般而言,晚近、短期、快速形成的市场必须有政府强有力的掌控和调控,这可以非议但难以改变,改变的成本也许更大。理由很简单,市场短期内是难以自动形成规范的,活力动力有时有可能近似于洪水猛兽。而中国的改革相对有序,为此,事实上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因此,政府也理所当然的随之拥有很大的权力,水涨船高的权力。政府在一个方面放权,个体开始自决自立自足之路;另一方面,政府在欣欣向荣的经济发展中获利,至少说有更多的税收用于财政支出。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其他诸学科共同关注一个话题:经济前进20年,社会问题必然严重,随之政治改革势在必行。但是,这个以西方社会运行的一般逻辑话题看待的中国改革并没有出现,曾经被学者们、被关心政治的人们激进激烈的热议,还激发了年轻学生的激情,但是,一些人期待的中国进一步的改革(以西方逻辑或路径期待)被中国本土逻辑改变方向了。重要的是,中国经济还在继续高速增长中。当然,这种中国式改变有意无意之中也正契合了国际上的某种趋势:上个世纪前苏联和东欧阵营的解体,不但东方世界地震,西方世界也在撼动,其中自英国为代表的政府放权(解责)倾向,欧美各国政府更多表现政治作为或良好形象的办法是致力于公共领域、公共事业(尽管这被西方自己许多政治学者们批评是躲避、替代、肢解、殖民化、庸俗、避轻就重、缺乏想象力和缺失勇气等等),但是,这种“务实”之风已经像时尚一样成为潮流。百姓也是喜欢的。以上,我作个特别交代。这个交代未必就有益于我们对中国高等教育状态与发展的背景加深理解。但这是全球化背景下地球那边发生的事情。以下回到本题。

 

  有了更多财富的中国,经济发展、个人财富增加与个人之间财富不均衡的状态共生。贫富差距加大,社会裂隙可能浮出水面。所以了,一个对不均衡社会的恐慌和以和谐弥补之的方案就最自然不过了;所以了,一个和谐社会需要政府出手调节公平、出力建设公共事业。不只是国际竞争的人力资源需要,也不只是中国大学承载了巨大社会稳定剂的政治功能需要,而且也是因为教育作为无可争议的公共领域公共事业,必须被置于优先发展地位。

 

  10多年前,当政府手中缺钱、社会高级人才需求旺盛,与旺盛需求相比,高等教育可供资源极度匮乏之时,中国民办教育应运而生。

 

  然而,没有足够政策投入、没有足够资源投入的大学,与低起点、不善经营管理、没有人才、没有质量保障的大学是相关联的。自主经营的数百所民办大学的质量和特色在哪里,独立学院的体制机制保障的质量和特色又在哪里。放手、没钱、缺少思想、制度准备和实践经验等等,是上下共存的通病。缺少资金和人才支持的民办院校(或独立院校)和没有改革的公办大学一样尴尬。前者,改革了,会用钱,但钱太少人才太少,出不了质量上不了水平;后者,由于优先发展教育等同于发展公办教育,钱太多,不愿改革、人浮于事、事浮于程式、程式浮于应付上面、自己和公众,同样没有集中于大学基本功能的质量意识和真正办大学上水平的责任和使命精神。

 

  200892日,六合彩举行一年一度的遍邀十多所著名大学著名学者进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展望”,对中国公办大学的贡献与缺憾,我作如下的评价发言:

 

  大学的贡献:中国大学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英才,改革以后大学的规模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满足了改革最初经济发展方式条件下各方面对人才的紧缺需求。

 

  大学的问题:1.中国大学规模发展与质量提高之间不成比例;2.国家对大学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3.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大学的发展与中国经济发展不相称,全球经济的投资热点在中国,大学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成果的兴奋点不在中国;4.举国体制下中国的航天事业、中国的体育竞技等令世人瞩目,同样的体制,中国公办大学不在前列。

 

  公办大学内部问题表现:政府与大学各自功能实际定位不清,各有越位各有缺位;大学自觉不自觉将片面理解的政治功能定位大于大学教育功能;大学内部机制的双位管理职权结构导致低效,并随之导致大学兴奋点更多向科层制的负面倾斜;导致行政权力阻碍了学术的自由与自决;导致在大学内部各种功能中,教育功能排位始终不在前列;导致院系的积极性不能在院系的教育、学术自身的发展中放大。

 

  所以,对公办大学精神状态应有如下认识:

 

  经济学视角,不考虑成本、不考量绩效的组织只有慈善机构,其余都是不道德的,都是不能长久的;

 

  哲学视角,人需要超越其上的想象,社会各类组织也都一样,否则哪怕运行很好,亦难免消亡。大学之超越其上的想象是不局限于某一种力量的诉求,而是要通观统揽各类诉求形成大学自己的精神;

 

  社会学视角,经济发展把国家和个体都推向公共领域,两者都必须重新定位,即理想形态是,国家推进现代化的责任担当到位,公民权利诉求自觉普遍、活力充沛,市场相对繁荣,文化相对独立,法制已然成为一切诉求的底线。大学自觉在其张力之中寻找定位。

 

  上述有关大学内部的困境,短期内(510年)不会改变。理由:

 

  其一,“富裕的贫困”。中国改革起始时的思想、理论、制度等各方面准备都不足,但是,巨大的物质和精神的贫困空洞掩盖了填补方案的漏洞,雪中送炭的改革掩盖了制度设计的欠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大学为嗷嗷待哺的社会输送的毕业生都成了人才;世界经济兴奋点转向中国这个事实,同样也被理所当然地当作中国治理各层面各方面统统有效和中国教育文化大发展的代名词,这是“发展的悲哀”,也是“富裕的贫困”,是没有质量的繁荣。换言之,发展的欢乐掩盖了制度和实力的危机。没有生存的危机感就没有改革的必要和紧迫感。物质富在前,精神贫在中,疲软而滞后是迟早的事。

 

  其二,“巨人小脚”。教育是国家实力的基础,相比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中国高等教育实质是只小脚。中国经济发展的几次瓶颈靠的是以巨大的十三亿人口分母为基拉动巨大的内需得以渡过难关,以至形成一种假象:中国即便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教育国际化背景下教育也能够独善其身、能够自立标准。这是过分强调了在现代化面前中国传统和中国本土文化在教育领域的特异性。其实,任何大学的本土文化背景与特殊性并不能排斥大学作为世界机构同质性的要求。

 

  其三,“实践的狂妄”。没有理想形态的制度设计,靠的是实践摸着石头过了河,把实践的逻辑放大到不恰当的地步。假如在改革之初是可理解的,现在,则不可谅解。

 

  2009128日,我应约在中国教育电视台做了讲座“大学生在大学学会什么”,我从就业难角度,看大学生大学生活的问题。就业难与中国产业业态不合理相关。第二产业金字塔结构不能长期消化更多高学历人才,能够吸引更多人才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既有待时日,也更加艰难,因为在我看来,中国制造的契机是全球化国际产业分工的一部分,是中国和发达国家“分饭吃”,而第三产业是“挣饭吃”,吃到的条件更高。就业难也与中国的大学功能片面相关,片面的专业化和片面的重视科研都造成了学生在大学学不好,比起兼顾通识教育的专业教育,比起平衡大学育人、科研、社会服务三种功能的意义上是如此。

 

  但是,我要补充的是,中国产业和大学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自身定位、自身观念、自身能力问题,而首先是作为60年前的民族独立国家和30年前改革的经济后发国家在全球化面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现代化给后发展国家的客观设限的问题。后发国家在没有什么选择的情况下起步。现在中国社会总体财富的增加,使得中国有可能对自己的产业调整和大学改革了。比方,新任教育部长要抓就业,关于此举,我看到的是,由于就业提高对大学而言是一个系统工程,长期坚持就业导向,中国大学自致性会提高,大学就能学会如何平衡其三大基本功能,包括可能兼顾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而这一点,我不在此处展开叙述,我只打个比方,这与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是同一路径与逻辑,即从关注GDP到关注民生,势必促发公共领域的发展一样。当然,这要明白人做明白事,这还要假以时日。

 

  我在2008年的那次教育研讨会上说,公办大学改革到来的条件:经济进一步发展致使经济多元性、社会多样性、阶层多分化、人群多需求,社会进一步发育,公民意识增强,维权觉悟提高,纳税人追问投入产出,且法制被尊重;或者经济突然恶化,社会反思迫切,可能在较为极端的情况下反思教育并没有带来应该享有的成果;或者经济平稳,社会稳定,社会力量办学经过1520年发展,展现优势时,导致社会和业界反思体制、机制、投入产出等问题。现在,这个观点依然适合,只是我个人认为第二个条件不太可能出现,第三个条件几率较大。

 

  关于中国社会力量办学的出路。

 

  在社会没有总体感受到公办大学改革必要的时候,方方面面不易真正支持民办大学,不只是水平歧视,传统“宦民两分”的文化存量很大,传统思维惯性对教育在价值观再生产中的作用也始终保持着高位警惕,社会还没有出现催生民办大学的结构性充要条件,这些都是民办大学发展的天然障碍。

 

  但是,我又清楚认识到,中国区域发展不均衡,几乎没有一个总体方案能够解决好所有地方的不同类别的不同问题。为了共同目标,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事实上长期存在,会使社会力量办学找到生存和发展空间。条件是:民办大学严格按中央政策的路线图方向、按行业规范的极限走路,不可逾越。这个前提,决定了社会力量办学事实上有生存空间和时机。要求是,坚决走自己的路,抓住地方资源紧缺的“时间窗”敞开段完成出生并已经会走路。要有自己办学的理念,要有大学的理想形态,要坚持实践,要抢滩夺隘,要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发育过程中寻找到合适的价值与策略,逐步的按自己的理想形态展开。不可不为,不为永远为牛尾;不可急躁,急躁会速死;要因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成熟而适时作为,必须实行张力管理。

 

三、 我对大学的认识

 

  大学之所以称作大学,一定有自己特殊的功能,一定有自己特殊的运行规律。我上文简要回顾西方大学建构的历史表明,在人们看到的一般条件如生产发展促使社会有条件供给专门从事研究和教学的人、主流社会(当时的教会势力)要传播传承自己主流价值等条件之外,欧洲许多大学的诞生发展曾经和教权王权争权相关,大学自身有自身的学术志向教育诣趣,而教权王权为了壮大各自的力量也在为自己的现实与未来需要贮备人才。既然大学的举办者有这种较强的目的性,那么,大学作为专门培养人的机构,其人才培养就具有一定的功利指向性。换言之,如果很中性地概括说“大学是为未来培养人才的”,此言不虚,但是,不够准确。因为如果有两种及两种以上力量同时为了自己的未来培养人才,那么我们只能说大学是为了各自的阶级、阶层、集团、势力的未来培养人才的。这么说明晰一些了,但是又不够简练,何况一个社会共存多股势力虽是常态,但是多股势力势均力敌或者总是势不两立的时候却又并非常态。所以,我称“大学是为了社会的主流力量培养未来人才的”,“大学传播、传承着主流社会的价值”,那大约没错。

 

  可这只是从大学设立、举办者的目的出发定义的,然而,大学一旦开始运转,实际上便就开始了不受初始推力束缚的逻辑。因为,大学不仅仅是一个单纯培养人的地方,大学教育区别于其他层次的教育更在于大学还是一个学术机构,而且自认为是学术的权威机构,同时,大学除了必修课程选修课程以及相应的教材之外,还有大量多元价值取向的图书与倡导阅读的价值。这样,就使得大学的人才培养迥然有别于其他教育:大学的老师因为自己的阅读旨趣和直接参与学术和科学的研究而有独到的价值,这也使得老师自己的教学本身具有独到的眼光和视角,而学术是以差异性而不是同质性为标榜的,学术性与个性与生俱来,学术性必然带来学术的相互竞争、争鸣、争是非、争高下,不服从,拒绝听话是所谓学术诣趣的天然伴生物。所以,事实上,关于大学是否真正能够单一传承传播主流社会主流价值也是可疑的。虽然这一点可疑,但是却带来活力。

 

  欧洲历史上大学滥发文凭的灾难,引发了大学本身如何办好大学的反思。德国的大学选择了要坚持大学的学术性、学术的自治性,坚持大学的系科办学的自主权等一系列的新举措,洪堡大学应该是睿智的看到了大学与学术、与个性、与自由不离不弃的本质。很明显,其实不只是大学教师要以个性标榜学术性,而且是学术争鸣激发的个性催生大学培养的人才不以同质性为傲而以个性自居,个性带来创造与创新。由此,一个由德国大学开头的现代大学制度的个性化要素(学术性)契合了此后西方不断推进的工业化进程所需,因为工业化不断消化着又不断刺激着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客观上不断鼓励着大学的学术自治成为大学优选价值,而这种优选最终毋庸置疑地成为世界上现代大学之为现代大学的基本的、普世的要旨。

 

  大学为谁培养人才的考量是一条观察大学发展的线索。我们已经知道大学很难以一种固定不变的价值培养学生,大学和社会的其他设置一样,尽管可以用或强或弱的诱惑方式主导某种价值成为唯一或者优选,然而大学的主导力量教师还是有机会表达个性。恰恰是这种始终不灭的个性或者学术性导致大学有可能不断地发展。但是,值得提醒的是,不只是仅一条个性学术性线索驱动大学前进,还有其他线索,比如管理与经营大学的方略也能保持或催生大学的动力,尤其是现代市场竞争条件下。这一条尤为国人忽视。那是后面另外要交代的。

 

  大学人才培养定位的适时调适可以是观察大学发展的又一条线索。早期欧洲大学培养有知识和教养全才型人。随着工业化进程,这种人才逐渐在新技术面前落伍;为了把更多劳动力变成为人力资本,大学在不断扩张规模的同时,大学也在面对学科分野、市场分细而培养更多专业化的人才;到上次二战结束后,世界经济的增长点和世界的各种资源转移并积聚到美国,更多细分的学科开始交叉来解决新的难题,更多细分市场的激烈竞争需要更加综合的人才,所以,在传统大学的博雅教育通识教育瞄准的健全人的培养之外,以专业教育为基石兼容职业需要的知识和素养的、有能力的人的培养成为国际教育的又一支方向。为应对复杂性和集成性问题而诞生了为职业而培养的人才模式,不只是专业性知识,而是更加系统的人文和学科知识、是更加能够应对危机挑战的集成综合知识、和相应的解难能力。欧美的大学教育已经到达了普及的程度,但是,大学的个性、大学培养方案的个性、大学专业的个性、大学教师的个性、大学学生的个性却要求得到更加彰显,而这些个性凸显却奇妙地对应了更加同质化的职业化需要。这难免令国人羡慕,社会发展某些基础条件的形成,既要制度安排的智慧和经济发展的实力,又要文化熏养和时间考量。

 

  近年来,不断有清醒的学者感觉到中国大学自得其乐的危机,不断有勇敢者提出大学办学质量的质疑。关于上级行政权力过大使得下位不自主影响效率,关于大学双位制职权管理结构的纠缠造成高成本,关于大学行政干涉学术使得学术没有个性,关于各类选拔机制缺乏公平和选优的底线,关于学术本身的水分和造假,关于办学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误导,关于大学领导人不务正业办学而专营权力,关于教授不务正业教课而专做项目捞钱,关于教育功能的虚设,关于教师兴奋点不在教学,关于学生的学习动力不足没有创造性等等,也许,这都是问题。但,这也许都不成问题。

 

  说是问题,因为我们明明知道世界上有一批对应现代大学制度的好大学,它们没有这类问题,他们办学质量高;说是没有问题,是因为我们所认同的那个现代大学制度模型是一个理想形态,而任何的理想形态的实现一定要有一定的条件满足,不能满足条件就不要苛求理想形态的完全展开。任何制度安排与人的诉求永远活在时间和空间特定条件的有限之中。

 

  中国的改革是在没有充要条件可满足的前提下开始的,但是中国经济仍然在发展。李书福先生对我说过,要是什么条件都具备了,那么就没有我们民办什么事情了。他是中国成功的企业家,他的感受与判断是独到的。若是要求中国的大学能够去除上述那些问题才叫好好办学,那么极可能是中国大学连现在的发展规模以及效率、质量都达不到。在一个全新社会根本体制的诞生都没有准备充足的情况下,共生于此体制的大学是不可能独善其身没有问题的。我认识的一些公办大学领导人,他们深知自己和大学承载过重的、片面理会的政治与行政功能,他们不满意。但是,我希望他们不要埋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们受到体制的保障,他们只能继续受惠于体制的输血或者受累于体制的牵制。他们和那些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一样希望上面放权、希望单位(而不是双位)的职权结构、希望学术不受干预。这些希望都好,只是这些希望难以一步实现。因为上位放权、放位置,就是要自己上位调度方便、节制有保障、导向有力量;因为下位习惯于输入血液,温室里植物的生命力需要很多条件,路径依赖又是难以由自己完成嬗变的。改革,只会发生于生存出现危机的地方,而不是发生于有小小不如意的地方。更何况,公共领域的政府作为几成大局大势,百姓们对此的欢迎也已成时尚。改善中国大学现行的运行状态,一定还有机会,但要等到输血方再次囊中羞涩。然而,现在中国经济依然向好,税收有保障,所以不用愁钱;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纳税人问起税往何处、钱如何花去的时候,到那时候,是大学在美好的教育诣趣和伟大的成就欲望之外,还有了成本意识,有了完整的投入产出意识,有了全方位责任意识的时候。那时候会来到,但尚有时日。

 

四、 我与六合彩

 

  我对大学的认识是有限的。我在有限的基础上开始实践南中国岛屿社会民办大学的“出世计划”。但是,我不是一个人,先说我。

 

  六合彩是独立学院,或者,是以独立学院身份起步的。诚如上所说,独立学院的各种准备不足,包括政府的钱准备不足、政策规范准备不足。这不奇怪,中国改革30年前面走过的道路基本上就只有大致方向、大框架,没有也不可能有细节和详细规范(虽然如此,但有方向有规划这方面己足以令俄罗斯国际关系大学的校领导羡慕,我在2009年出访该校时印象深刻)。政府用给政策的方式推进民办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资源仍然长期稀缺的情况下,政府给民办大学招生指标就是很好的利好政策。但是,最好的政策还是依法管理,依法尽量管该管的,思想上则少管多鼓励。李书福有实力、有社会地位、办过大学;海口离三亚近300公里;三亚没有本科大学;我们来自江浙沪,办学团队懂得大学教育起码规律规范。我读了博士,在行、有激情、会沟通、有过独立学院办学操作经验,我思考很久,我也准备很久了。我还在不断的学习。六合彩实践之5年,是多年积累的输出,也是学习的过程,还在不断的输入。并且,社会理论的学科视野,让我能够进入以前难以进入的经济考量、企业管理考量、文化考量等等视角。

 

  在我这个年龄,此前若干年在中国很少有人从零开始起步创办一所大学。重要的是,很少有人在除了资金外几乎没有外援、没有支撑点、没有人脉,更不用说没有根据地没有队伍就开始办大学。目标,自己根据政企总体合作框架设立,再用“加西亚的精神”实现;制度,从最需要最简洁开始建构;文化,以理想主义色彩、以类似罗尔斯“无知之幕”进行描绘;队伍,天南海北的找来,犹如石油会战初期;物资,大量由岛外购置,且没有行家操办,这有个例子。最初具体负责采购物资的小伙子查黄页打电话给供货商:“喂,我在办一个大学,你那里的某某多少钱啊”。对方一头雾水,我路过他的办公室听了哭笑不得:和电视曝光的一些福建人开旅馆打电话诈骗的情形实在几分相似。所以,必得事必躬亲,必得手把手教。读者如果耐心看完全部书稿,至此才会明白,我何以“诲人不倦”到痴狂。

 

  五年后,年轻人成为大学基层中层管理的骨干了,而我还是这所大学的“掌门人”(媒体语)。起初很难想象,大学的领导人应该同时是政治、教育、经营、管理方面的专业人士,要朝向综合的专家,甚至社会活动家。现在,我不会诧异了。尽管自己永远只当自己是自家,一个普通人。

 

  大学领导的位子是职场的位置。明白流动的职场,坚守不变的大学情怀。尽管大学领导位置宜于如农民耕种一块田地,长期耕耘才有更好收获,因为惜地有情,土地才持续营养。

 

  大学的建构与理想完型,大学的规划发展与水平提升,大学精神、制度、文化,队伍,学科专业课程建设,一样不能少,一个顺序不能颠倒。各种话语、诉求、指令的压力,在别人可能只是烦恼,在我,则必须变成化解矛盾、整合力量、因时因地因条件而为而不为、而先为而后为、而重点为而一般为、而贯通为之的“张力管理”。

 

  特定大学自身特殊的精神支持其大学组织的理念、方向、人的价值向度、团队态度、团队斗志、团队合作、团队和个体的积极性;制度起于对群体行为的约束,也起于对权力的制约,但却是在竞争而不是在保障的系统环境下,变为我们体制机制的优势。制度是规范,但却不只是限制,而是有利于崇高理想和境界的展开,它必须回溯到有利于凝聚人心、激发士气、实现目标。困难时刻,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很能说明问题,他处于人财物、舆论、环境的全部劣势,但是他有个理想、有对社会大势的理解力、有对统领组织的驾驭与顺应能力。2005年开学以后,李书福董事长给我寄来他的书法“力量在风中飘荡”,别人诧异他谈玄,我懂。所以,我对伙伴说,有两个人大家都熟悉,但要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他们都经历了创业的无数艰难,他们都意志无比坚强,他们都有巨大胸怀,他们都善于化腐朽为神奇,他们会点石成金、撒豆成兵。

 

  松下有句名言,可以烧掉我的厂房、毁掉我的产品,但只要留下松下的人,我们就能再造松下。这句话被当作观察企业文化的力量而被广为引用。

 

  如果够聪明,今天的学界事实上自觉不自觉地在两个维度“运用文化”。其一是,在现代化的背景下,作为地方性传统的文化。这里文化强调的是,文化本土性的特征对现代化普适性惯力的顺应或改变力量;其二是,文化的内生性,即文化作为系统内的价值共享、心理共通、习惯习俗共用基础上的自足自给,这里文化强调的是,文化整合内部资源的力量和自主自决性。

 

  我看,今天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后发区域、后发领域,还要考量一种新建构的文化,考量新建构文化的自觉力量。这强调的是,这种文化的再造功能,这种功能其实是基于文化建构最初的自觉之上的。换言之,我悲观地看,地方性本土化的文化力量要改变现代化的普世性逻辑比较难,即便改了,原本现代化的效用也会随之降低,因为它缺少对后来者(现代化)的预测和相应的制度对接与预设。相反,我乐观地看,新建构性的文化基于对文化(和文化基于的组织)理想形态的预设而可能有条件展开再造文化、再造相应的组织,这是文化自觉的力量。我读社会学,认同经典关于社会事实的发现,而不太感兴趣建构性的社会事实。而现在,有了这段办学实践,我更着迷于建构的文化,自觉的文化。

 

  六合彩的文化。

 

  文化非白纸。只要有历史,就有文化;只要有传统,就有文化。同样,只要有人,就有文化。不同的人的背景、知识、经历、资源、志向、个性、趣味等等,构成建构性文化最初的文化背景或者文化底色,理论上,他们之间的互动即构成他们的建构性文化的特征。但是,布迪厄有个关于场域的理论,他道明不同的人在特定关系内构成的互动形成一定的场域,而场域内部非平面,场域内有位置差,有资源差,有力量差。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场域内的互动由此产生一定的交换,从而改变他们的互动在价值、在方向、在力量对比等等在理论上可能的平均值。科尔曼的分析则可以加强我们的信心,科尔曼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的交换,不是以物易物性的,也不是通过什么媒介,而是一种跨质的交换,是以权力让渡换取利益,以资源让渡获取权力,以权力重新界定和整合资源。需要注解的是,社会理论的权力、资源、利益,并不指向常识中词语的意思。或者,我们还可以以此进一步想象,这种跨质交换可以在特定场域在其更为广泛的关系中进行,这种循环是不断进行的。我们可以想见,在这样的互动中,文化的构建是有希望朝着一个理想形态努力的,互动产生的文化不会只是参与互动者的平均值,甚至也不只是加权平均值,而完全有可能是全新的,是朝向制度设计者和制度守护者的目标而去的。前提是,方向的正当性和设计者守护者让渡得更多。这似乎有违中国“官本位”(权力权位)文化和利益诉求取向,但,必须如此。

 

  六合彩在2004年底至2005年,是在白纸上绘图,这是常人的认识。20098月,《海南日报》用“不等不靠,六合彩办起新型大学”为标题褒扬学院的精神。但是,我们自己知道,是靠不到、等不来。办学之初用“困难重重”不足以描述困境,用“希望渺茫”倒贴切。20053月,海南大学的一位领导认真地、好心地劝告我:你们今年进入项目,明年准备成熟,后年招生开学比较靠谱。他也是当年十万人才下大特区留下的佼佼者。靠什么谱?这是问题关键。

 

  所以,我和我的团队,认定办学的目标和时间,要倒计时,但不要计条件。只能统一意志,统一号令,要有效率必须先统一认识也就是统一价值观。基本的价值观便是,把我们在公办大学耗散的精力在此要集中于事业,把我们过去办不成的事业来实践,让老教授边养生边教学教有所乐,让年轻人有个简便的、靠人格靠能力而不是靠关系的快速成长的通道,让学生有不一样的学习内容、价值、心情与方法。大家快乐工作、愉快学习。一句话,激情奋斗,做天涯落笔之大文章,要创新创业创价值。

 

  所以,要夜以继日,要每天一桌吃饭;抽空看看大家拥挤的居所;紧张、严肃与笑语,快节奏的室内工作与每天下午的广场体操或舞会;每有新人加盟,是到三亚湾明润吃海鲜聚会的时光,露天唱歌,向同伴向路人;偶尔还有集体泡温泉和钓鱼比赛。我是最忙的人、没有闲暇的人。身边干部中,老人焕发青春,觉得活力重返,年轻人工作变成爱好,大众式娱乐“变成奢侈变成羞耻”(赵楠语)。不知不觉中,彼此无法把过往的世界观简单地植入新团队,至少本人不好意思,团队觉得不合时宜。大家愿景共同,工作合力,沟通成本变小,情感联系变深,彼此虽不无芥蒂却不会隔阂,虽各怀志趣却不能妨碍他者和团队。这就是我们六合彩的最初的“阳光文化”——以事业为重,以责任为要,执著与开放开明,与人为善,敢于担当。而这又恰恰是李书福先生赞赏(20098月香水湾会议)的“高效办学”的基础,是前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刘琦褒奖的(20095月视察学院时称“你为海南立功了”)能办成事的基础,是2005年卫留成省长发给全省机关干部《致加西亚的信》要求的执行力的基础,也是2007年卫留成书记称赞李书福“你为海南做了件真事实事”、称赞陆丹“你为海南教育做了件好事”的基础。这是我们走到今天不迷失方向、不受阻碍、不涣散斗志、不止步、不懈怠的基础:“执行文化”,领导先行。坚决、坚定、坚持、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步调、言行一致、有效、高效办公办事的“执行文化”。

 

  2005年春节前,只有800名在校生,大巴车旁送走归心似箭回大陆回家过年的师生,三亚除夕的鞭炮也特别的寥寥,节电的校园孤寂地坐落于黑郁郁的环抱的群山之中。我驻足校园,一年的一路狂奔,一切归于平静、平寂、平淡。我微微地笑笑,对自己,也对傲慢而看似难以逾越的山峦。2006年春节过后,学院获得2000多名招生计划。我在3月、6月以及后来的工作会议上,开始谈论大学的“讨论文化”。

 

  我的基本认识是,没有执行文化,学院不能生存下来,学院没有效率;没有阳光文化,学院的执行文化是强制的,而不是内生的,不能形成合力,仍然没有效率;但是,大学是育人机构,是学术机构,大学有自己的特质,没有这种特质大学缺乏个性气质,大学缺少了动力,学生缺少了活力,大学之根本易受动摇。所以大学还要有其他文化调适。大学需要“讨论文化”。

 

  这里引例印证我的认知。在2008年全国人学会议(海南《全球化、生态文明与人的发展》)上我做了《人学关注的两极》(即关于人的基本命题总体把握的整体理论关注,人的实践在现代化的逻辑演进之中民间的关怀)的发言;2009年上旬参加了全国人学研究会“六十年中国人学研究会议”(北京)时候,听着学者们认真而虔诚的关于人学中人本、人道、人的目的与归宿以及无限理想化的高论之时,我上台致辞的核心观点是:尽管有些声音甚嚣尘上,当下,我们也不能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而奢谈公平。我以为,小平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深知改革的代价,包括观念、价值、体制、人群、普遍道德等等的代价,但是,他决策了、他在艰难中坚持了,后代人在理解与不理解中都享受了。效率优先的价值导向与价值选择,使得劳动者释放出积极性,使得中国人的自觉开始,使得中国今天社会总体财富的增加与国家地位的提升,使得公共领域得以走到前台,使得学者们有条件吁求或规划更好的人的发展的制度与文化。今天我们远远没有阿Q式的阔,站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有个限制或动力问题。当我从开始就认知讨论文化之重要性时,我并没有忘记讨论的前提与基础,没有忘记效率带来什么,一如我认识效率与公平的张力才得以使得两极更有发育可能、社会与其中的人才相得益彰一样。

 

  我对学院三种文化的基本看法是,鉴于大学是现代社会特大型混合型组织,所以,一方面,大学管理必须具有现代科层制的一般特征,要讲规范、规则、纪律、服从、统一目标和质量标准,要执行文化;现代组织讲究团队合作,阳光文化是团队价值基础,执行文化延伸出干部乃至管理团队、教学团队职业化的四业标准(志业、敬业、专业、乐业)、衍生出干部的五德(智、信、仁、勇、严)。另一方面,大学还必须要讲学术、个性、争鸣、讨论、思想自由与社会责任,要讨论文化。当然,看起来讨论文化,好像横空出世。

 

  其实,讨论文化之培育有更为深刻的时代背景。在经济学、政治学、文化或技术主张那里,国家与社会良好关系便是国家支持市场、文化、技术,社会因此为市场、技术、文化发展与繁荣提供动力活力,相反,国家管多了管得不恰当,则会造成社会动力不足,市场、技术、文化衰退。这个预设不无道理。但这只是问题的初步解决方案。韦伯、哈贝马斯看到现代社会孕育发展出新的体制力量,市场、技术成为工具理性,制约了、肢解了公共领域 ,使社会、个人被殖民,社会动力式微。这就需要发展讨论的力量,当然,哈贝马斯同时更重视建规则和建平台、重视提高讨论质量和讨论效益。

 

  讨论文化是很难把握的。在中国办民办大学,办学方向的政治要求是不可忽略的,是不能犯错误的。一方面,简单提及自由讨论极容易给为标新立异而特立独行者方便,也可能为只为个人标榜、不负社会责任者绑架整个大学;另一方面,学术的个性在学者那里是很难避免为利益和为面子而论争以致斗争的。我们只是在办大学,不是在办整个社会,虽然,我很理解哲学家斯宾诺莎在17世纪就发出的智慧的社会展望“思想的自由是社会、国家运行良好的基础”,他甚至觉得社会应该为这种自由付出更大代价也在所不惜,他不无道理。虽然社会含蕴教育,教育责任连通社会责任,但我本人止于教育抱负。我更欣赏吉登斯、哈贝马斯等人对公共领域自由讨论的论见,要鼓励讨论,但也要制定方便讨论的机制、规则,否则没有效率,也失去价值尺度。所以,我坚决地在行政领域推行执行文化,讨论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因为畅所欲言而牺牲效率、牺牲目标,那是犯错、犯傻;同时,我小心翼翼地也是坚持不懈地在学术等方面推进讨论文化,我自己设立并推动“约会学院”“思想雨林”“我要升职”“我要投诉”“我有话说”等会议、论坛、网络平台。我赞赏沈关宝副院长提出的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型院校的中近期定位;我提出从研究专业教学开始的科研和团队为导向的科研推进计划;我与董事会沟通不断增加科研校内扶持经费;鼓励和支持艺术专业和理工专业以科研和创作导向的专业激发的培养方法;推动科研工作辅导、实时跟踪服务的制度建立,运作创办学报、策划研究生合作培养与博士后流动工作站,自己申报并主持服务地方的若干项目,与出版社策划出版具有实证意义的多领域研究以带动一批年轻人脱颖而出。我策划了成立了5个委员会,企图在已经培养出来的纵向科层制管理结构之外,插入横向的讨论文化组织,让蜗居于有效率组织中的个人因此而具有全校视野和全校胸怀,有多方位主人公感觉和主人公交流平台及机制,进而把岗位与大学育人沟通,把工作与社会胸怀联结。我为此殚精竭虑。

 

  并且,这一切,并非止于理念。它源于最初战略设计的良苦用心,源于创建的事业抱负、身体力行。在办学最初时候,我提出了十六字校训和六字校风。“自立更生”,是基于社会从整体的依赖走向了个体化,政府从无所不包到放权运动,个体的生存的自足决定个体的思想和价值的自决,对一个创新型的知识社会而言,自立是个体社会责任担当的前提;“合力更新”,大学是创新的基地,新的大学是制度创新的契机,靠领导者更靠团队力量;“有容乃大”,团队的力量远大于个体力量,团队不是消灭个性,而是调适个性的倾向发挥各自作用,容,不只是领导人的气度之容忍容纳,更是融和不同融合差异,才能洋洋大观、生生不息;“不懈则优”,进步是基本的规律,对一个人之成长,对一个组织、民族、国家、文明,莫不如此,持续的努力、不停顿的进步、不断学习、长效机制的忧患与竞争才有生命力,才不被淘汰不会萎缩。不懈,这比什么都难,生命本身会走向衰弱,人自有惰性,好享受,放弃比争取更轻松,假如没有更好的理由,人们偏向功成而退而马放南山、而放松、而享乐。所以,校风提出,“豪气”,困境面前挑战的是生存意志,激情创业不只是挑战工作,也在挑战人自己的潜力;“大气”,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但后现代社会基本的价值指向是即时性,不在乎终极价值,而一项事业和做人的基本要求,恰恰与流行价值相左,需要耐心,需要意志力,需要大局观,需要长远谋划,需要容纳他人,需要融入团队;“正气”,人们可以为了事业或者其他目标而聚精会神、而摒弃其他欲望直到达到目的,但也可能为此而不择手段,而缺少同情心,而不知道感恩,而没有了社会责任。所以,豪气之下,大气所容,正气所在,大概可以基本解决目的、方法、路径、手段的有效性和正当性的两难问题了。校训与校风是学院三种文化的导向,也是其基础,是基于预见的、基于自觉的实践。

 

  我没有讳言我在战略设计中的作用,更主要是因为我想我解释得清楚。事实上,办学的体制和办学的实践,从组织授权、到实际行权、到人格维权三个维度,给了我很大的权力。制约这种权力的是精神层面的国法和公德,是体制层面的董事会的充分授权、严格监管和上级教育厅主管部门代行的国家政策导向、指令、监督,是机制层面上的团队,是个体层面上的自我实现需要(我曾经怀疑过马斯洛的第五层需要的广泛适用性,现在我知道它有更为宽泛的价值指向)。然而,权力依然足够,学院精神的倡导、机制的建构、文化的勾画、愿景图景的设计、组织结构的建立、办事流程的制定与监督、人员的编制引进与调配、干部的选任与教育、团队的职业化建设、资金的预算和执行以及监督、校园规划建设与美化文化,学科专业的设置与建设、课程的体系建设与课程改革,学术的养分与科研的规划、师资的评估与培养、学生的教育与管理、规模与结构的调整、运行保障的成本控制与有效服务、发展方向的坚持与调整、发展节奏的推进与掌握、校风教风学风的建设等等,我实际行使很多权力,但是,我时时警惕这种权力。我在推进事业向前时,了解了科尔曼所论不虚,权力集中不一定指向利益,有时候权力只是为职务方便。即便如此,我在事业必要的行权时就在考虑所聚权要逐步放掉。尽管研究政治的学者认为权力偏好权力,我在“没有权力无法作为”的意义上同意这个观点。但是,记住了,再好的理由也要佐以恰当的手段,才不偏离正当正义;记住了,如果不是为了信用和责任,光光是梦想不值得自己搏命;记住了,资产不是我的,位子如果不能从心所欲又不逾矩地为事业,位子于我如浮云。我有条件这么说,因为我曾经放弃了公办大学积累了十多年的位子、利益和人脉,只身“白丁”地去上海读博。我没有更多恋权的理由。这是我经常从内心出发说给自己的。

 

  放权是一个过程,从领导集于一身,到班子分工的横向结构分权;从大学院小分院、实学院虚分院,到分院管理二级管理权限的纵向结构分权;从财务的一支笔到几支笔再到几十支笔,当干部们对学院的方向、精神、制度、文化有了认同,当干部以专业化为基础的四业职业化水平提升,更多的权力向管理的下位转移,向下位自主的方向推进放权,更多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借助于讨论文化阳光文化,学院的活力更多了。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有思想、有组织、有制度、有结构的保障。这是设计、是计划、是组织的、是自觉地,是一个理念的沉着,是一个精神的沉着。没有人要求我要做,没有人要求我要怎么做。但是,人类的普适价值、教育的背景、社会的进步、法律与公德的存在,体制的激励,职业追求与良知,等等一切,都不言自明,都“在说”。我内心倾听。我苦于斯,我乐于斯。

 

  最近,我很惊讶地读到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他的书具有很大智慧也带有几分狡黠,他把中国几十年的改革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特征归结为政治治理自上而下的纵向结构的民主,它发挥了“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的重要功能。我看到,至少在一定意义上,他愿意了解历史中走来的当下中国。

 

  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舞台。人们看不见舞台是用什么构造用什么支撑的。人们看不到美丽的舞台其实俨然一种自觉甚或是自戕。

 

  () 六合彩的战略管理

 

  也许每个组织都有属于自己的战略管理,大学也一定各有各的战略。我强调的是,没有克隆、没有上行下效、没有外包的战略管理;强调的是,基于自觉的战略管理;强调的是,将战略管理作为统摄常规工作的一种自觉、一种到位的全场景全过程跟踪战略管理。我想,满足这些条件的越来越少了,复旦的陆德明教授加盟学院后参加了我的培训,很感慨:还没有听说哪个大学如此注重战略管理。

 

  我把学院的战略管理集中在战略、图景(目标)、定位、策略、结构、流程、反馈(内部外部反馈)、评估(内部外部评估)、品牌(育人首要功能的理念、分工分权的动力活力和持续发展的制度、文化、激励和退出机制、管理与服务的一体化、团队的职业化、愉快学习自主成长的成长路径和学习价值等内部运行要素,体现“产品精神”;专业品牌、学科特点与社会服务、学生的五种素养和健康人格等“产品要素”,体现“产品特征”)等要素上。

 

  使命是“让学生更好地走向社会”。战略之要,不在目标远大宏伟、不在志向高远,而在目光是否够远、胸怀是否够大,在此之上定位是否够准。要不为组织自身生存计,而为组织之服务对象计。否则,系统内部无论怎样合适,也难以与系统外部环境配搭,迟早会内外失调导致内部失控。这个使命是大学坚持了育人功能的优先性,这是长久计而非急功近利。关于战略,不听信任何人,不外包。

 

  “规模大”,是中国民办教育没有更多筹资管道情况下的必然之路。

 

  “理念新”,是民办教育天然优势,没有积累也就没有传统,同样,也没有负担。人类并非所有知识都是累积性的,知识社会时代、价值转换的社会,旧有知识有更大可能是创新社会的障碍而非基础,所以,观念、理念是新生组织的制胜的事半功倍的有效工具。

 

  “体制灵”,体制失灵是一个组织、一个社会衰亡的共性特征。处在成长期的组织一般具有灵活的体制,弹性照顾各类挑战,然而老大组织之老迈,都在组织老大自居、结构自阻、权力自重、权威自信,不与系统外有效交流,系统内部也没有动力,老去没落是早晚之事。民办教育没有更多现成资源,体制灵活是最重要的资源之一。

 

  “结构合理”,大组织,只能是科层制的金字塔结构;大学组织,必须要在科层制的上下纵向关联中横切嵌入扁平组织的横向关联、平等关系、非正式性网络,否则没有活力,没有创新。

 

  “质量可靠”,是以育人质量为基础的大学各种功能、各个子系统的质量指向与质量标准,以为市场与社会的服务为责任导向,以职业化团队和阳光事业为动力,以激励为主的责任制为制度保障,以运行与评估相对走向分离为客观指向的全方位质量建设。

 

  “教师快乐工作”,育人工作,价值自在崇高,功夫在教化,途径在教导,方法在激励自信、兴趣和潜力,权力在教师。教师的责任与爱心是育人成效的关键,教师之快乐,是其爱心和责任发挥的基础。

 

  “学生喜欢学校”,尽管任何压力在理论上都可能成为学习者的动力,但是,一个后现代价值普遍的社会,只用艰苦、困境、挫折来磨砺意志,事实上已经不合时宜了,人们可以用各种方法反诘,比方有限的人生为什么耗费精力而不让学生在愉悦中更有效率的学习呢?所以,适应于此,学生喜欢学校可能更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更有效的学习。

 

  “学生受欢迎,有责任担当”,就业不易,跟大学教育价值、教育方法有关,也和社会业态不合理有关,但是,大学有责任去适应社会的实际需求,而不是押宝在经济、产业可能的良性发育之上。这样,学生的出路始终是学校的关注,就使得学校全过程关注了大学系统外的变化,参与系统外的交流、更新。同时,学生之受欢迎,是学校道义所在,也是学生将来担当社会责任之基础。

 

  办学定位。“以育人为本,以科研为基础,以教学为中心,专注于本科教育”的教学型大学(详释见书中文章)。

 

  () 关于制度建设的思考与进展

 

  学院的使命是六合彩办好大学的基本价值导向。比起其他院校可能的唯上、唯权、唯钱的各式功利目标,学院把育人功能放在首位,把学生培养的走向、个人发展的知识、能力、人格健全和社会责任放在学生培养的重心,它保证我们的组织目标因为更崇高、更接近于大学的本质属性而会使得组织走得更长远。

 

  组织生命力之长远重要性在哪里?当下,中国的市场不够发育、不够规范,法制建设之路还在路上,人们不可避免地担心民办的或然性。在后现代的全球化语境中,世界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时,人们更加期待稳定和可靠。一定程度上个人对可靠性的依赖更多偏向于所从业组织的可靠,而组织的可靠性,显然只能依赖于组织制度的可靠。制度建设之重要在此。组织的生命力在好制度。

 

  组织的路线和组织制度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而干部队伍的结构、干部的价值取向、干部作风、干部的团队模式、干部工作的执行、反馈、评估、考核、奖惩等等,则成为保障因素。为此,学院为管理团队设立了如下制度:

 

  严格的院级干部集体决策制度和党政一元化领导制度。集体决策有书记院长联席议事决策制度,党委会议事决策制度,院长议事决策制度,院务委员会议事决策制度。既避免了许多大学的议而不决、决策层次不清的低效率,也避免了或争权或扯皮耽误事业;

 

  不断严格的院和分院干部分工制度;

 

  不断开展的干部职业化建设制度,包括培训制度、批评与激励制度;不断严格的干部勤政廉政制度;

 

  不断严格的机关办事的服务制度,首问必答制度、一站式服务制度、“应知应会应办”制度。

 

  院级干部的接待来访、信访、接受教职工工作约会制度;

 

  干部、教职工、学生的投诉制度和相应的纠正制度、追究责任人制度;

 

  干部的升职申请、考察、述职、公示、试用制度;

 

  不断严格的干部履行职责的诫勉谈话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和退出制度;

 

  干部、骨干长期服务的尽职奖励制度;

 

  干部的日常考核和年终考核相关的职级升降制度。

 

  与之相关的其他制度:

 

  不失时机推进的讨论文化的制度,成为学院人事制度、干部制度、教学制度、科研制度、大学制度的基本建设方向和基本建设内容;

 

  把所有工作纳入系统管理,追求目标、结构、流程、质量标准、反馈、评估的全过程回溯分支理念和根本理念的基本工作价值与基本工作路径的全员考核制度等。

 

  上述大学的制度,将“以人为本”为核心,以“两个尊重”为平台,即以尊重教师的个人劳动和尊重教师作为教学主导的团队价值为本,以尊重学生的学习、尊重学生的个性特征以及学生作为受教育的主体为本。

 

  但是,制度建设不是扁平的,也不只是限制性的,更为长效的制度是激励为主的制度。我因此特别关注从大学管理运行体制和机制上探索现代大学之路的几个立足点:

 

  组织管理的上位下位的权责分清,让下位权力更多自主性的前提下更多积极性;行政与教学有效平等沟通;教与学一体化;学术更多自主性、独立精神;促进大学更多的自我管理、自我激励、自主办学;课程建设的学生兴趣、工具专业人文人格行动力、人文背景、人格特色、能力导向等三种导向;职业化的两支团队建设等。

 

 () 关于教学为中心的思考与进展

 

  育人功能主要平台在教学。教学的黑匣子成为优质教学推广的屏障,也成为惰性教学的保护伞。长期的沟通、培训,已经有许多收获:

 

  把学院的育人功能放在首位,已经获得广泛认同,没有遭遇名师的软磨硬抗;

 

  学院的理念新、体制灵、规模大、学生受社会欢迎、有责任担当的路子和对学生上岗上梯级的培养与就业策略,已经在相关教学制度中得到体现,获得教师的基本认同;

 

  学院以不断的改革来引领教学质量提高的教改方向成为教学工作的基本思路,改革调整利益,没有受到各种有形无形明显阻碍;

 

加强教学的实践性环节,培养学生用得着、带得走、接得上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方向,已经在大多数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尤其是在重点课程建设的方案中获得体现;

 

  不断出台和完善的教学规范性文件正在成为规范教学活动的有利依据;

 

  教师的教学水平提高、科研水平提高、教学应该规范、教学不可侵犯、课程体系必须合理、课程需要改革、课程要对应五种素养五种能力培养等基础教学价值正在被广泛接受和重视;

 

  教学要调动学生兴趣、要激发学生潜力、要鼓励创新已成为教师努力的方向;

 

  教师规范与优秀教师的规范性成长性改革性要素设定,两个尊重中对教师职业尊重和对教师教学活动的尊重已经成为学院基本教学价值要素;

 

  校训所倡导的合力更新的精神在教学团队建设中不断得到彰显。

 

  今天已经基本形成这些制度,有效避免了以下现象:

 

  如果学院的定位偏离大学的价值,不能满足学生培养的个人、社会、国家愿望,那么就偏离办学方向,学院没有前途;

 

  如果缺乏统一的崇高的大学价值,没有校风校训的精神支持,没有阳光文化的导引,没有不断进取不断前进不断上升的事业,没有明确的干部制度干部职业化示范,大学的管理将会混乱,办学就没有效率,学院会胎死腹中或者丧失自信、激情、士气、没有动力、没有品质、暮气沉沉、陷入集体平庸;

 

  如果没有干部的职业化价值取向和机关服务职业道德目标,那么,学院的高效执行文化会演变为行政化,会直接侵害到教学和学术价值,教学价值的价值、教师的价值就会被贬低,教学就得不到保障,教师劳动得不到尊重,教师积极性、创造性得不到发掘、发挥,学院就会失去学术动力与学术品质之追求;

 

  如果教学团队价值得不到鼓励,教室就成为黑匣子,教师只能依靠个人摸索,既没有效率也肯定会走弯路,学生以学习为中心的合理利益也会因此受到侵害,学生的全面成长将大打折扣;

 

  如果没有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型院校的基本定位,就可能发生把科研作为教师首要功能的偏离大学基本功能的现象,或者把教学与科研脱离的低俗现象,教师的价值就会偏离,教学就会被贬值;

 

学院办学定位的或高或低、或左或右,将使大学“以特色求发展”的基本策略发生动摇;

 

  如果没有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前景,教师的学术精神和个人创造的创新精神、学院的讨论文化、大学的良性发展就会失去制度激励和制度保障。

 

  令人高兴的是,这些制度不仅仅成为学院制度的基本价值,事实上,已成为学院的人事制度、教学制度、科研制度、大学制度的基本建设方向、基本建设内容和基本建设规范,已经形成为各项制度基础的文化、基本的价值、基础的精神导向和评估体系中的价值尺度。已经出台的《教师年终考核》、《优秀教师评选标准》、《教师守则》和2008年出台的六合彩《三年教学改革与建设方案》《三年科研工作方案》,皆以此为基本的价值向度和基本的评价尺度。

 

  愿景共同、目标一致、守望相助、保持个性、相生共济、价值共享的阳光大学社区被描述为于南国天涯创新创业创价值的共同关切。

 

  一个大学在特有的精神导引、文化积淀、制度轨道上已经可以自在运转了。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呕心沥血亲历,给推力。有我的痕迹。没有我了,依然运行良好。

 

 () 下一个目标

 

  内涵建设的全面质量管理,以教学质量为核心全面展开育人、科研、社会服务三大功能的质量描述与建设的系统工程。以精炼精干的管理团队支撑高效执行的行政运行;以激发自发的教师团队支持充沛动力活力的教学学术生态。学术性培育、学生创新创业机制平台构建、办学层次多样化、国际教育合作成为具体几个阶段工作目标。其中,课程建设为抓手、为突破口。200911月,我在美国迈阿密大学所在的牛津镇议会应邀介绍六合彩,有议员问我在办学过程中最困难的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回答:课程建设。没错,我们已经借力中国发展契机在手,我们定位于育人功能首位与科研为基础的教学型院校,我们坚持了市场导向的培养方向,我们确定了属于自己的理念、制度、文化支撑大学稳步地、士气高昂地高效进步,我们形成了基本的管理团队教学团队,我们不断被社会和舆论认可,我们不断吸引到更优秀的老师和学生,我们的财务良好,我们为了提升课堂质量的诸多条件已经准备就绪。

 

  课程改革,我为你准备了很久。三年前很难,现在,我们格局已成。课程改革,紧扣人才培养方案的工具、专业、人文、人格、行动力,紧扣人文背景、人格基础、能力导向型的实用人才,紧扣学生的学习为中心,紧扣提振信心、提升兴趣、提拔潜能、提高创造力,紧扣更多互动的课堂,紧扣更多不确定性、更多发散、更少标准答案的课堂,紧扣更多在理论与实践中穿梭,紧扣在文本与自我联系中想象,紧扣更多选修课,紧扣学生喜欢老师、愉快学习。这是又一个系统工程,很诱人也极富有挑战性,没有前面的所有铺垫,许许多多的理念都是空话、奢谈、甚至妄言。具体改革,要“走正道,出奇招”,课程改革实行项目招标,给愿意改革的老师和学生班级资助。激励,再激励。

 

 () 我们的团队

 

  我要感谢我们团队的所有人,我常常说,我很幸运,在学院事业发展到每个关节点上的时候,我总会遇到合适的能解问题的伙伴,遇到愿意并忠诚于事业的同志,先后有行政、教学、招生、后勤、学工、科研、人事、党务的干部骨干,以及十个分院的领导和教师们。我要感谢秦杰锋副院长和赵楠院助两位最初忘我、无邪、有效的工作,感谢贾朋社等海大海师最初一批年轻人因为眼光、志向和“听忽悠”而加盟,特别是贾朋社几年与我工作与共,记录并整理了我大部分公开场合的发言,其辛苦、敬业与友谊可嘉,感谢龚明热衷尽情这份事业,感谢沈关宝老师(上海大学社会学学科带头人,曾任上海两所民办大学院长)学者的智慧与学术纯粹的执著,感谢沈建勇“海归”的眼光、耐性与能耐,感谢王昌军在后勤干中学、学中干的勤奋、努力,感谢邹兴海对招生的经验与努力,感谢王玉珏带来上海大都市对人力资源的理解与人力亲和。我还要感谢后来加盟的王勋铭副院长的功底、专业与尽责,感谢邓曾甲教授在法学分院的阳光、敬业,感谢在分院长位置上杰出工作的陆德明教授(复旦大学原商学院院长)、武文教授和吕振肃教授(两位分别是兰州大学文学院、电子学院原副院长)、汪士彬教授(南开大学原公外主任)、潘钧教授(天津商学院原公外主任),感谢陶虹博士、唐蔚明博士、田言付博士、胡世凯博士等几位来自美国哈佛、英国牛津、澳大利亚“海归”出任分院长完成了部分分院干部新老交替,感谢陈博副院长的用心用功和执著,感谢孙仁佳教授、李长禄教授、杜新华教授等等在科研、办公室、人事管理岗位上的经验和尽心尽力,感谢从复旦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职务卸任加盟学院的李振钱教授。还要感谢姜国忠教授(曾任人文分院院长等职) 杨宗英教授(上海交大图书馆原副馆长)的辛劳、经验与奋力,他们以及其他一些同事因为种种原因已经离岗,他们在院的每一天、每一课和每一个工作日,是对这所大学的贡献。我还要感谢许多年轻人和许多新加盟的同道,他们必将浓妆艳抹在学院的卓越进程中精彩登场。

 

  这里,我只想专门说一下沈为平院长。作为早年留德的博士和官至上海交大副校长的教育闻人,一开始到现在,他是学院给地方信心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交大方面的工作需要,他不能全职,但是,他以自己的所学所识所能和宽广胸怀给学院很大帮助,他是我们领导团队中重要核心成员。从头开始,他用心关爱这所学校的每一点成长。20059月,十三级“达维”台风狂泻海南岛前的半小时里,台风疯狂地抽打一切,他和我坚定地在风云变幻中并肩在一起进行新生军训检阅,这开启了此后四年多合作的基本价值定位;2005年末,他听了每位教师的课,然后欣喜地对我说:“学院的年轻人认真,基本功不错,很多人不比名校教师差”。奔忙了一年,这是最最贴心的话。他负责评估中心,为教师评估定下了合理且公平评估的基调,为阳光文化制成了一个重要实证;此后,他对我在忙得不可开交的全面建设中缓劲换手抓干部培训、师资培养、战略管理、文化建设,对我推动科研、国际交流和社会服务等等,每每鼓励有嘉,由衷支持,总说:能想到、能坚决去做真不容易。重要的:他当面支持你,人后一样说你想得好、能干事。每每别人需要他表态对一项具体事宜是否合适,他总是发出连续、稳定、坚决的信号:我不分管的事情我不能表示看法。这是他对阳光文化的又一重大贡献。他不止一次与沈关宝副院长聊起,理应支持年轻人干。有他的名望、学识、经验、能力和人格,学院有幸,我有幸。

 

  团队是一个多层多维概念。领导团队,管理团队,教学团队,基层的分院、专业、课程团队,学院的教师教工团队,学生团队,全员是个大团队。我理解团队的核心词:团队目标一致,核心价值观一致,在此基础上,运用每个成员的资源和能量、个性与潜能发挥、合作共对问题,分享团队价值。我们都理解团队,理解阳光大学,所以,六合彩才成为六合彩的过去、现在和有无数美好前景的未来。

 

五、 我的大学情结

 

  我29岁在公办大学任系副主任,年轻而开始有了人生梦中的事业梦;12年后,什么都放弃了只身到上海读博士,在文本与人生、在制度安排的理想形态与社会实际条件中游走,如梦如歌。我在公办大学六个以上处级岗位上任过职,每次都是自己选择新岗位,但却养成一个习惯,从来没有回到过自己曾经任职的院系,尽管十有八九是“自己开后门选择离开”,尽管每处有许多朋友;1991年,某位我大学同学有一笔境外引资要投到我的故乡,问我有钱了想干什么?我脱口一个玩笑:“我有钱就去办大学。”旁边,我另一位经商小有斩获的同学愕然:“怎么你有毛病了?”

 

  我没有毛病。只是缺憾才是内心饥渴。我这年龄以上的人大多数好吃红烧肉,我们是短缺稀缺年代长大的人。缺失也才酝酿机遇。李书福先生说过:条件都具备就没有我们民办什么事情了。也许,最初为了填补心中的一份缺失、缺憾而如饥似渴地干这份事业?我不知道。现在,我能够明显感受到的是信用和责任推力。

 

  我的企业家朋友说我:你不应该是CEO而该是老板,他笑话我把工作当自己的事情办不是职业校长。也许他看到了今天很多职业经理人不具有我们六合彩人的职业化标准。我们既来之,必要志业敬业专业乐业,我们要有风险有担当,专业地办事,懂行懂规办事。在一个社会信任资本缺失的历史时空,我们以诚信填补社会缺陷的资本。

 

  我的公务员朋友说我:你是书记加市长,他气我弄得既没时间睡觉也睡不着觉。我知道我累,但在转型社会,多种社会功能各自运转的常态已然缺失,建立新的有效体制机制重要,但建立需要有人先作为。

 

  我尊敬的沈老师评价我:手眼心并用,输入输出相当。谢谢。我好读书但不是书呆子。理解了现代大学与本土文化,在社会学科多门类间寻找异同,在理论与实践中寻找理想、条件与可能,学而问、问而学,不亦乐乎。

 

  身边部下的评价:“工作上对己对人严格至苛刻的人”;“看得到、听得到、记得、什么都操心的‘大家长’‘大兄长’”,“反应太快,对身边人太凶太严格,难得偶尔装装傻”。这是一起创业战友的褒奖。

 

  没有做过师生的调查,师生反应很有意义,但一直不敢做,因为,我知道很多应该做好、应该做得更好的没有做好。我怯场。希望假以时日,在不惊动大家不打扰大家的时候听到看到。

 

  在五年的办学实践中,有一个悬置的问题时时萦绕,不能面对又难以逃避:大学领导人是什么样的?政府:大学书记是政治家,校长教育家;企业:经营与管理专家;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管理专家;教授教师:学科带头人,懂行,开明、尊师、谦和;学生:教授,开放、智慧、亲近、兼有教授的绅士风度与明星PK魅力;还有广泛的社会期待:设计师(管理学书本),创意者、领导者、协调者、沟通者(李书福)。我知道。吾不言。英国剑桥本届女校长接受水均益央视四频道采访回答说:我被剑桥引进,来自耶鲁,任职后我引入美国大学的一些做法改革剑桥,重要的是,虽然身为校长,但我不得不与同事们经常探讨各方面的工作,我不得不去参与下面许多具体问题的讨论。剑桥被教育管理界认为是具有最复杂组织结构、最少效率又最有竞争力的大学。

 

  我读博士时从温和变为好斗,挟此风下三亚,五年中明白不能做博士了:博士因专业而专一以致专横,执著以致执拗。我得从社会阅读起,我把心得之一描述为“张力管理”——因环境、时段之条件而采用适时、适度、衔接、渐进、联动之行动策略。我们需要:进取以致执著,理性而保理智,开放而达开明,通晓终归通达,感性而至感恩。坚决做自己,坚定去做要做的事,以致不差分毫不迟分秒;坚持一分清醒、二分反思、三分谦虚。我都想到了,知道很难做到。

 

  五年中海南对我的评价:三亚市和海南省人大代表、三亚市人大常委,三亚度假经济研究院院长、三亚城市精神用语评选专家组成员、评选委员会发言人;三亚凤凰论坛的顾问、保亭等县市的政府咨询专家,2008年三亚南北论坛的大会发言人,2007年海南十大创新人物并唯一大奖获得者;2009年海南国际旅游岛博鳌论坛海南学界唯一代表。当然,身份多了是多了符号。不过,符号也只是符号而已。

 

  我在办学初创的艰难中屡屡感知:各种压力在交织,人必须在有限的时空中展开赛跑与搏击;在一个对民办的价值远非高端的世俗认同里,或者在“国进民退”的有形无形的喧嚣里,有时候井冈山至延安的毛泽东与红军是我鼓励伙伴最常用、最有说服力的例证,精神,还是精神,才有智慧才有力量。

 

  在创业办学的后来阶段,大学尚远未够水平,但已有声音粉饰太平。伙伴中,老人易耳顺、眼不见心不烦,年轻人容易被诱惑与分散精力,干部们常常不能如愿,职业化永远是个目标而不是身边物等等。我清楚,以致有时候更加独自烦躁。每当有“想指正”他人念头时,看得最多的书不是教育学、管理学、社会学、儒学,而是道学和佛学,尽管什么也不懂。我要平静,我需要息事宁人,我需要胸怀,我要容纳先要容忍。的确是糊涂更难,尽管我远非聪明。办学需要心智,更需要胸怀,办学需要敏锐抓住机遇高效发展,更需要静心潜心耐心,办学既是短跑也是接力,更是马拉松。

 

  我告诫自己,人们永远也不可能生活在理想完型之中,尽管人类需要不断地创造出更加完型的理想形态来。

 

  我平息自己,办大学,要用心锥,也要用钱堆,用时间煨。

 

  我警醒自己:淡泊而懦弱、厚道而庸缓。如果不是为了留下中国可能的第一部民办大学办学的原始资料,以为他人的大学实证研究多一个选项,我会三缄其口。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道家之学不幸或者幸运地没有成为主流社会之显价值。但是,奇怪的是,汉晋以后,几乎所有饱读儒学而由一门考学、而登庙堂之高、进而所谓入世济世的文人雅士再摇身变为高官大吏们,却无不以道家为保身明哲,尽管他们都以儒学为进身荣耀。所以,中国上流社会出现所谓儒道一体之装,什么外圆内方,什么内道外儒,不一而足。由此可知,中国文人或主流社会的道学情节。更为奇妙的是,隔了数千年,在中国改革以后成长的企业家们开始寻找所谓的中国本土文化传统基因,试图为自己的企业或者为自己个人的商业竞争注入传统文化制胜元素,他们从激烈的商业红海杀出一片天地,他们人人在不确定的政策与相关资源中练就一个金刚不坏之身。他们却想安静下来,以道学为法宝。道家之无为而无不为被更多人理解了。道家有个关于水的故事,让更多人沉静沉思。水滴石穿,说的是耐性功夫;水至柔而至刚,说的是以柔以弹性制胜而不以正面以硬碰硬的竞争智慧;水无常形,说的是适应力顺应力乃为日后进步的必要过程,为兵家后来之“兵无常势”伏笔。水处下(人往高走,奔名利;水往低流,德性并非人愿),说的是求德问道之人甘居下乐下而不争。

 

  水的故事给人无数的想象。想象力是一切创意的基础或者是一切创造的先决条件。人类早期的农耕文明附着于大河,大河乃文明之河,是暴虐之河,是泛滥之河,是丰饶之河,是忧郁之河,是生生不息之河,是逝者如斯之河,是直挂云帆济沧海之河,是春江潮水连海平之诗情画意之河。大河的上游是溪水,是穿石而出、绕树而行、奋勇而下、微不足道的点点滴滴,是本自冰清玉洁却不甘寂寞婉约而来的曲曲折折。黄河文明为河水、溪水、湖水,甚至塘水留下无数或壮美或婉约的诗词曲赋。

 

  黄河文明留下一段空白,除了道家“北冥有鱼”的模糊,除了曹操“以观沧海”的借力,除了“海上明月共潮生”的远眺。大海,是古老中华文明的视阈之外。明代偶发过郑和下大洋的壮举以后竟然销声匿迹。大海,并非是中华的一个禁区,一个神秘,一个遗忘,一个空白,而是中国文化水之曲的一个多余,因为我们曾经富足。

 

曾经有过悲怆的蓝色海洋之畅想,那是对自己文化传统的一个疼痛和对别人历史的幼稚颂礼。在我,海洋文明,海洋文化,海洋生物,海洋产业,注定进入国人视阈,雄心勃勃的中国人要唤起对海洋的集体想象或书写对海洋以后的集体记忆。因为,我们已经不够。  

 

  大海,之所以有活力,是因为没有至清过;大海,之所以有容纳,是因为能够自净。在大海边办大学,我们期许与海为邻为伍。

 

  我看到的一个故事,一个不能成真的恋人梦想,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游历,宛如人类永恒地苦求理想形态而只能在现实不满中修行,低头永远喝不到腰腹以下的清水,但饥渴感或许是我们这个并不富足的社会因为快餐文化、大众娱乐、网络虚拟、人生游戏、权力自娱、爆发自得而饱胀而亚健康所需的胃肠活菌。也许吧,有一天梦不能成真时,像那个凄婉乐曲奏鸣时所召唤的:跳一支舞,送别。海上月色亦宛若阳光。

 

 

2010年于三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