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民办大学的创新

2012/10/12 15:43:06


创新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高频词之一,出现达44次之多,举凡现代国家关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科技发展等等,都在创新之列。虽然早在殷商成汤时期,中国人就有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价值取向,但当近代中国与西方全面遭遇的时候,不管是在中国人的自我肯认或反思中,还是在西方人的评价里,中国都以一个不变或者说停滞的形态出现。现今的研究显示,自殷商以来,中国都不断处在变革之中,殷周之变、周秦之变、唐宋之变、明清之变,将一个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在以千年为时间单位里浑厚地铺展到太平洋东岸的广阔空间,并对世界其他文明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深厚影响。然而,相对于历经内部深刻重组而于18世纪开启欧化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西欧文明来说,中华文明的求新之“变”和天下之“观”就显得过于单向度和小尺度了。


其实,不惟中华文明,世界上其他各种古老文明型态数千年的文明创建、交流和濡润的成果,也都不抵西欧300年的强力扩展,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冷静反思,今天的世界诸多文化从内到外都可能需要从西方现代性扩展的角度才比较容易取得一致性的理解标准。在西方现代性面前,“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克思),世界性的时间第一次成为全球每个空间角落都要无助面对的存在,不变革就意味着消失,源自工业革命的现代性范式[1]的创新成为这个世界的内生性要素。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怀抱大志去创新时,我们不得不理性而明智地“照顾”现代性范式这个天花板;当我们开放思想与胸怀吸纳西来经验时,我们又不得不同时小心甄别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的相对独立与相对纠葛,尤其是我们不得不长期抱有一定的警惕,我们习得的西来创新经验是否包裹着某种层面、某种角度、某种群体的涉及国家利益、族群利益、文明利益、意识形态利益的西化图谋。


面对“3000年未有之巨变”(李鸿章),为免于被殖民的命运,中国自主开启了百年变革,以进求适,以新求存。这种创新是中华文明古老经验的应变时世的“创造性转换”的内在呈现,还是“伪装为民族国家”[2]而在一个西方主导的世界中谋求生存发展的内生要求呢?我们可以看看汪晖的视点,他凭借“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创造性研究而与哈贝马斯共同荣获帕西奥利奖。在获奖演讲中汪晖说:“这是‘世界历史’瓦解的时刻,也是重新思考世界历史的时刻。”[3]显然,汪晖认为自己的研究已经对习惯性的从西方视角观察现代世界发出了有力的挑战,从中国视野重新审视整个世界正日趋成熟。但我们看到,距离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设定的“两个百年”的目标的实现还有时日,对于现代中国迄今为止的创新,我们的判断是,它既是对发轫于西欧又几近普遍同质性现代化的学习和借鉴,又是保持中华文明故基的创造性转换,而我们今天要研讨的中国民办大学的创新也在这个意义上能够获得更准确深刻的理解。



自熊彼特提出创新概念以来,创新就逐渐作为现代化的一种构成要素,从生产技术领域扩展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组织的在国际范围内有无竞争力的根本指标。现在,人们已普遍接受这样的看法,根据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不同方式,世界上的国家可分为三类:资源型国家,主要依靠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增加国民财富;依附型国家,主要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和技术;创新型国家,主要依靠包含科技创新在内的创新能力来形成日益强大的竞争优势。我国自2006年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以来,创新能力得到很大提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期发布的《二十国集团(G20)国家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2011-2013)》显示:美国、日本、德国位列G20集团各成员国前三甲,其中中国在G20集团中排名第8位,这是G20集团中唯一能够进入前十名的发展中国家。显然,从举凡一些工业品都需要进口到成为世界工厂,从中国制造到开始出现某些中国创造,中国在开门吸纳并逐步融入西方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且,重要的是,中国这种现代化已绝不仅仅是“学习借鉴”所能归纳,中国模式得到世界瞩目。当然,从排位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们所身处的现代化世界里,从时间、空间和质量体系上排队,我们仍旧是个后来者。


要理解我们今天世界的形成,需要从欧洲中世纪末期西欧社会对于传统秩序的“非延续性或者说断裂”开始。众多领域的研究都展示了在西欧现代化、欧化世界和全球化进程中现代世界的形成。综合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对于现代世界的兴起和发展的理论考察,吉登斯认为,“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对信息的控制和对社会的监督,以及对暴力手段的支配和战争本身的工业化,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四个基本维度,与上述工业化、资本主义、监督、暴力手段四个维度相对应,全球化表现为国际分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系统、民族-国家体系和世界军事秩序四个方面”;而西方在全世界遭受的抵抗和对世界其他地区正在减弱的控制,“并不是当初诞生于西方的现代制度逐渐减弱其冲击力的结果,恰恰相反,是这些制度全球性扩展的结果”。[4]


中国融入世界的标志性事件是从洋务运动开启现代工业端倪开始的,中体西用路径碰壁之后,中国还是选择以西方现代性兴起时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实现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军事、社会建构,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式重组,并在随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建立了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道路中,中国的确一直力图保持着也事实上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变革的主动性,但结果其实却很难简单摆脱西方开创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总体既成指标体系,固然中国的不屈抗争和局部创造也不断丰富了今天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内涵,但不可否认中国仍身在其中,比如中国更多的时候还是通过别人来看自己。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创新,与西欧欧化世界过程的创新,与美国作为现代化一级标杆的创新有许多同质性,那就是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激发社会活力、激发个体动力,运用新的观念、新的技术、新的制度、新的组织方式,实现整合更多资源、创新更多产品、创造更好生活的目标。在这一线一面上,中国的所谓创新是有章可循的,是有有范例、有赶超目标的,对此,我们始终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已有了了不起的成就,但就创新的现代意义而言,中国还缺乏真正原创性的创新,许多创新是局部的而不是体系化的,其中,我们中国的很多所谓创新其实只是学习和借鉴,而不是突破今天世界格局的首创。当然了,对此,我们也不必自卑,强大的学习能力与强大的创新能力本不是隔断的,况且,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早已事实上逾越了模仿阶段,更重要的是,即便在以借鉴为主的学习阶段,中国也迥然有别于西方和被欧化的世界其他区域人们的现代化,中国事实上已经走上了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道路,尽管还是刚刚开始,尽管还未建构起完整体系。这一点,下文还会详述。


这里,我们先要引起注意的是,今天已经有不少中国人在谈超越西方和美国。创新志向是创新基本品质,但正如上述所论,中国在许多领域的现代式创新至今依然处在西式尤其是美国式的天花板下。在美国,创新已成为这个国家体制、企业、个体持续保持活力的基本价值向度和机体禀赋。美国已经熟练地把上述体制、机制、组织、技术等方面的创新在世界范围内带到了一个高点。世界在未来许多格局如果受用,或者如果要破局,比如在世界范围内提升机体创造力,提升产品、财富、幸福生活创新能力,仍是美国而不是其他地区的巨大压力。许多现象表明,美国已感受到后来者在现代化同质性上和它的靠近,美国一直力图要拉开距离来保持自己的优先地位。所以,就当今世界格局以技术创新为主要内核、以体系化创新为主要竞争力的现代创新模式而言,天花板是美国的,创新的压力和危机尚在美国和西方一方,还不主要在其他地方。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等后发国家是没有彻底的创新可言的,到处奢谈创新已有许多接近伪命题。对于我们中国来说,聪明的“学习式”创新和高效能“赶超式”创新,还会长期存在。



诚然,我们需要同时看到,随着全球现代化的加深和各种复杂问题的层出不穷,过去长期存在的单一向度的现代化解释已经不足以作为不变经典有能力到处随时释难解惑,世界体系理论[5]和“比较进化观框架中的多元现代性概念”[6]从另一个维度和层面解释了今天世界格局的形成,并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关于中国的早期现代性的研究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成果[7]。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来自西方的巨大冲击,但总体上是带着解决自身问题的目标自主地进入西方主导的现代范式的。中国的问题,择其大端,一是明清以来积累的问题,二是应对西方挑战的问题。从更深层面剖析,作为一个久远巨大的文明并同时体系化存在着,主观上不愿客观上也很难降服于外来文明,因此,尽管要解决的是积习与落伍问题,方式是融入现代化,目标和心气却在借船出海,瞩意到自己的彼岸。所以,我们看到,经过百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基本完成了一个内部的自我文明更新,解决了明清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的内部问题,同时有效应对了西方的挑战,并且一直明里暗里寻求自己发展的道路、自己发展的主动权和自己发展的目标,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创造性转换,绝非仅已接近了通行的现代化标准而聊以自慰,也绝非已被欧化的世界同质化了而可以理解,而理应看到,中国有着自己更多的独特追求和独特旨趣。同样是进行现代化,同样遵循一定的现代化范式,但由于中国不可能自弃也难以撼动的独特性,如中华民族的文明底色不同、文明成就巨大、文明惯性厚重、文化体系牢固,等等,以及在中国进入世界现代化范式时,文化背景不一样,经济条件不一样,山川自然不一样,体量纵深不一样,组织方式不一样,心气劲儿不一样,使得中国在参与增进人类物质与精神、资源与制度、科学与技术上,有自己巨大的创新内生压力和可能的创新贡献。事实上,这种创新至少已经鲜明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时间的连续性上看,中国是把一个从未断过脉、换过血的古代文明带到了新世界、带入了现代性的场域,这本身在全世界是一个伟大创新,显然有别于发生了深刻断裂的西欧模式,也有别于长期遭受过肢解式殖民、失去过独立式延续的阿拉伯伊斯兰模式、南美路径、印度文化等。就此比较,这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的一种创新。


第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建构了发展基础后,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以短短30多年时间,在一个地区差异大、人口众多的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创造性地重塑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诸多领域,用极短时间产生极高的效率和效益,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不但解决了自明清以来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可持续运行的有突破就难温饱的问题,而且已成为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第二大经济体。这种自主设计变革,高度计划性安排变革进程,并实现社会柔性转型,以及用最短时间调度最大人口进入现代化体系的成就,没有其他国家给中国提供范例,也没有哪一个敢称是中国的老师,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新。


第三、中华文明传统的一大特征是独创并长期延续的儒学文明,儒学文明很鲜明地区别于基督教、伊斯兰等其他文明。按照西方经典社会学的研究,只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基督新教才提供了现代化发展的源源动力,而其他古老的文明及其支撑的文化体系都会在现代化面前遭受摧枯拉朽的毁灭或被边缘化。但在中国,制度化的儒学虽然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儒学的文明精神和影子结构却提供了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和改革的源源动力和文明支撑。中国现代化的成就,甚至较之其他国家的更大的成就,恰恰证明了一个古老文明的成功延续和创造性转换,同样能够有益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相比较其他古老文明在遭遇同质性现代化范式规制下的窘迫,毫无疑义,中国的自主性更明显、效率更高、成就更大,而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创新。


第四、中国在推进自己现代化进程中,在世界现代化范式的同质性向度中,部分地重装了自己的观念系统,部分地更新了自己的文化系统,部分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较为完整地改变了自己传统的生产方式,同时,另一方面,中国又部分地保持了自己的文化渊源与体系,部分地保持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坚持,部分地保持了自己的社会组织的方式,部分地保持了自己对民族传统的高度认同,这两个又改变又保持的部分,在一个社会系统内部并在同一时空同时进行并取得成功,这在全世界是罕见的先例。日本进入现代化的方式是脱亚入欧,而原社会主义阵营率先企图一边倒的俄罗斯陷入了大国较长阶段失势的泥淖,并且,企图一边倒的拉美又陷入了现代化道路上中等收入的陷阱,新近企图一边倒的中亚和北非则陷入了社会动荡。而中国式改革这种从单一学科理论看是“混搭”的现代化进程成功实践,是组织的创新,是观念的创新,是文化制度的创新,也可以说是国家战略意义上的“整合与重装式”创新,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新。中国提供了文明成功转换和实现现代化两个目标同时成功推进的优秀范例。



     认识了中国近代以来文明转换和实现现代化的双目标成功推进,认识了中国在两方面不同创新的大背景,再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办大学的创新,我们就便于获得较为准确与更为清晰的理解。


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传统上认为是引进西方制度的结果。的确,晚清学制变革中,德日模式得到大量借鉴,民国建立以后,英美模式获得众多首肯,新中国建国后,苏联模式全面引进,改革开放后,不断学习美国,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打下了深深的“学西”和西学烙印。但回到近代中国变革的起点,我们不难看到,从传统官学和书院走出的现代中国大学,一开始就承担着促进中华文明创造性转换及推进国家富强实现现代化的双重目标。促进中华文明创造性转换使中国大学一开始就具有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而推进国家富强和实现现代化则使中国大学在不断学习借鉴中日益呈现世界大学的同质性面目。不同于西方先有成功的民办大学后有公办大学的一般特点,中国现代大学是从公办起步的,最早的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清华大学(原名清华学堂)至今仍是中国大学中的翘楚,民办大学在解放前曾经获得一定的生长机会,但终究只是公办大学的一个补充,甚至办学上举步维艰,解放后因体制化的国家价值向度而被收编到公办大学序列,至此,服务于计划经济的中国大学呈现公办一统的局面。改革开放以后,适应社会需求和市场开放的规律,中国民办大学重新建立,并在近二十年,随着中国全面开放和文明复兴的步伐得到渐次展开,中国民办大学已日渐形成与公办大学在体制上二分天下、在数量上不断接近、在在校生规模上不可小觑、在办学特色上偶有亮色的格局,当然,由于政策、资源和办学积累等原因,民办大学还远不能与也在寻求改革的公办大学在地位和成就上相提并论。这样的大学历程,无论公办民办,决定了中国大学在与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关系上,一直以来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国家和社会阶段性承受的现代化生存压力则把资源短缺、体量有限的中国大学轻易推进到不断跟随国策调整和社会转型而调适的大学进取路径中,这就难免造成大学的顾此失彼,以至于发生大学过度的宏观思维、过度的效率追求,并衍生出过度的行政力和过度的商业色彩,不论是在向西方学习上,还是在促进固有文明创造性转换上,作为现代国家和社会的一个重要设置,大学在中国都并不能自诩很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和价值。


然而,比较而言,相对于公办大学,中国民办大学诞生在宏大的国家指向在内外压力或目标冲动方面都相对减弱、相对宽松的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民办大学少了更多体制机制和国际环境的内外约束,少了更多不与办学育人相称的宏大社会目标,多了一步步踏实办学的内在驱动,多了曾经因急切文明转型和追求国家现代化而遭曲扭的大学固有主张和学习创新动力的自由发舒。随着资源、政策环境的不断改善,随着办学积累的日益加厚,中国民办大学会在自己终将适度担当的中国社会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在全球化的世界里,现代好大学有着同质性标准,在办学理念、制度文化、教学质量、科研水平、师资队伍、学生培养、行业进步、市场认同等方面,有着公认的范式。好大学需要一个恰当的、好的理念,要有一种精神,生成一个灵魂,管理仰仗制度,文化亲和自主,最后形成一个好的大学生态,即个性化相互竞争的“学术优先”生态,认真而又宽容,严肃而又从容。当拥有了这些基础,一所大学所形成的管理效率、办学规模、教学质量、学术成果、办学品质等实体化的一般标准才有大学本来意味。在办好大学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有着很多成熟的经验。中国民办大学又如何应对这个局面?不同于中国公办大学必须始终坚守已取得的中国特色大学模式,然后才部分吸收、消化、借鉴西方的经验、技术和办法的“花环枷锁”,中国民办大学的路径,恰恰有条件可能首先瞄准国际化的大学理念制度文化的经验与方向,然后又部分地适应了中国大学的行规和国家政府政策的若干要求。中国民办大学生长的这种进路,恰恰可能是中国民办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贡献出的最主要的独特创新经验。


第一、中国民办大学利用体制外政策资源配置的开放空间给自己一个“学习者”和“探索者”的身份定位,这个战略,既得到了社会的基本容忍和政府的基本佑护,同时又使自己更容易轻便接近国际上现代大学的优秀范式。恰如前文所述,中国的技术创新和体系化创新在改变世界的创新方面暂时还是微不足道的,但中国现代化进路和组织方式创新还是让世人耳目一新的。同样,民办大学在技术(办学的经验、师资建设、教学水平、科研成就)创新上也可能还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创新机制和优化组织以高效办成一所大学并高效学习消化他者经验上已是一大优势。好的民办大学在解决阻碍大学创新发展问题上的组织能力与组织效能是公办大学所无法比拟的。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在公办大学独大的大学生态环境里,中国民办大学创造了自己的生存之道、发展之道,在过往的20年不到的时间里,迅猛地发展,壮大了自己的队伍,短期巨量扩展的学校数和在校生规模,不断更快捷学习消化国际上办学新观点、新经验,毕业生被社会、市场接受,其办学成绩日益显现,促使国家政策对它继续保持一定的期待值、宽容度和由此而来的鼓励空间。并且,早已习惯了公有体制的中国社会对这个异类没有排斥,且日益从民办大学发展中获取益处后日益接受了它。中国民办大学这种身处一个由不必然友好的外部体制的资源和价值优势所造成的压迫式环境中的生存战略、技术和能力,在全世界没有先例。


第三、在体制环境不优的情况下,民办大学创造了一些自己的具体经验,如办学理念的经验,制度创新和治理结构的经验,因需设学和因材施教的经验,等等,使民办大学能够用更少资金和更少社会资源培养出更多的教育产品,能够将较差(仅限高考成绩指标)的生源施加以针对性的培养,大大缩短了学生毕业时与公办大学学生的距离和与社会、市场需求的距离。相比于西方私立大学的精英教育所占巨量社会资源,中国民办大学在艰苦环境里、在生源限制前提下的成就无疑是一种办学创新。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教育改革做出了进一步的部署,其中去行政化是一个最大的亮点。民办大学在此已先行一步,相信未来中国民办大学体制的优势所积累的创新优势将会不断展现。




[1] “范式”最初是由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概念,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手段、标准等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在库恩那里,范式概念有一个由客观主义逐渐走向相对主义的过程,范式转移是整体性的,但新范式并不比旧范式更接近真理。范式概念后来扩展到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强调整体性、同质性、相对性,本文所用范式概念在这个意义上获得理解。

[2] 参看【英】马丁·雅克著、张莉等译《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3] 见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wang-hui/2013_10_23_180476_2.shtml

[4] 黄平《解读现代性》,《读书》1996 年第 6

[5] 世界体系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种有广泛影响的理论。它试图用中心边缘依附关系、世界劳动分工和阶级冲突等变量来分析世界体系的历史演变,从而解释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史。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沃勒斯坦和霍普金斯等。

[6] 参看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7] 如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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